“魏晉風度”究竟是什麼?

魏晉風度，一般理解為當時的名士風度，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人格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包括哲學思辨、人格境界、文學創作、審美追求等方面。從時間上來說，指的是三國時的魏(西元220-265年)至兩晉年代(西元265-420年),再到劉宋時代以士族名士為主體的生命體驗，它以竹林七賢中阮籍嵇康和晉宋時期詩人陶淵明為代表人物。

今天我們就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一下什麼是魏晉風度，以及它的現代人生意義問題。主要談兩個問題：一、魏晉風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晉風度的表現形式。

談到魏晉風度，不能不與當時興起的士族階層相聯繫。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東漢末年興起的世家大族，他們壟斷做官的權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權與莊園經濟，可以與皇權平分秋色，比如東晉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在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階層。魏晉風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謝家族，他們既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謝氏是詩歌家族，王氏是書法大族。所以魏晉風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貴族的產物，也是憑藉經濟與政治上的特權而形成的。

東漢末年，社會陷入了空前的戰亂之中，南北分裂，生靈塗炭，老莊人生無常，企求解脫的學說走進人們的心靈之中。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曾指出，感歎人生無常是漢魏以來文學的主旋律。這種時代情緒又因了當時文化的主體士族的崛起形成為特定的思想體系。當時，對人生苦難的解脫，對逍遙境界的尋求，成了魏晉以來人生哲學的重大課題。當時，圍繞著這一主題，各種人生哲學紛紛出現。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這麼幾種:一、以阮籍為代表的逍遙論。二、以嵇康為代表的養生論。三、以《列子•楊朱篇》為代表的縱欲論。此外，還有何晏、王弼的無為論，向秀、郭象的安命論等等。魏晉以後逐漸興盛的佛教，則是從宗教麻痹的角度，來解釋人生問題的。

這幾種人生哲學雖然旨趣不同，角度各異，但都是探討如何解脫苦難，實現人生價值的。正像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一文中所說的那樣:“魏晉人生觀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為玄遠之絕對，而遺資生之相對。從哲理上來說，所在意欲探求玄遠之世界，脫離塵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奧秘。”這種生命精神在《世說新語》這部記載名士軼事的筆記小品中有著生動的表現。收入這部筆記中的大都是漢末以來名士沖決禮法，率真自得，狂誕任放的軼事。他們的行動有著明確的追求，這就是拋棄了傳統儒家哲學中過於拘執的一些道德說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來支配行為，通過偶發性的情節來組織行為，形成創作。最典型的則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雪夜訪戴的軼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

這一則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晉名士的軼事，它很能說明魏晉人生與文藝以興為美的特點。位於江南的山陰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於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興感，想起左思的《招隱詩》，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訪一位叫戴逵的高士，這種興致在於本身的偶發性，並不以功利目的，即見不見戴逵為目標，故而興發而行，興盡而歸。在這裏，“興”就是目的與樂趣，南宋文人曾幾在《題訪戴詩》中說:“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宗白華先生說:“這截然地寄興趣於生活過程的本身價值而不拘泥於目的，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華先生獨具隻眼地發現了這則軼事中蘊含的晉人唯美生活的意義，這也是魏晉風度的表現。

我們現在再來說說著名的王羲之的蘭亭故事。東晉王羲之等人在東晉晉穆帝永和九年(西元354年)于蘭亭舉行的文人集會，將文人的以詩會友與民間的三月三日禊飲之禮結合起來。當時許多人士寫詩歌，後來編成集子，王羲之在當時寫了一篇序，這就是著名的《蘭亭集序》，文章以優美清麗的筆調，描畫出位於江南的山陰蘭亭陰曆三月三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與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觀，詩人觸景生情，由物的感發，得想起人生的意義，王羲之認為，人生的過程，生命的價值，它既不是莊子所說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於生命過程中的興趣: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妄，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

在王羲之這篇美文中，我們發現詩人最能感物興懷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劇主題，即從宇宙永恆、人生短暫中興感到個體悲劇人生的價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天地無限，而認識到此中意義並不是“一死生”即泯滅生命的意義，而是要在這短暫的人生中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意義，珍惜這瞬間的快樂。但這又不是產生出同時代的《列子•楊朱篇》中宣揚的及時行樂，因為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在於他擁有這種高峰體驗的可能性，放棄這種人生的高峰體驗而逐於肉欲，等於將人生退化到禽獸之域。魏晉風度的形而上意義即在於此，這是魏晉風度的精神理念。也是我們現代人生最應當思考與感懷的。

我們再來談談第二個問題，即魏晉風度的表現方式。魏晉風度的表現有這樣幾種，通過這些方式，而展現出名士的精神氣質與貴族風格。我們加以大概地介紹:

飲酒

酒是魏晉風度的典型寫照。曹操詩中就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歎。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賢”的好酒狂飲。所謂“竹林七賢”，是對三國魏末七位人士的稱謂，他們分別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阮籍是其中最喜歡飲酒的名士之一。據《晉書•阮籍傳》記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政事，遂酣飲以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東晉有個名士曾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是很到位的。可見魏晉名士飲酒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解脫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賢中的劉伶也是一個極其狂放不羈者，從他所作《酒德頌》來看，酒無疑成為他生命中的歡樂頌。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的詩中總是有酒，他專門寫有《飲酒》一組詩。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卻指出:“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為跡焉。”他認為陶淵明詩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晉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於這種境界的創造與形成，《世說新語•任誕》中記載:“王衛軍雲:酒正引人著勝地。”“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這些都說明酒有助於形神相親的合一，而藝術境界往往通過酒的刺激來創成，比如王羲之創作《蘭亭序》，李白的“鬥酒詩百篇”。當然，有些名士是想通過飲酒來醉生夢死，這是一種頹廢，我們當然不能贊同。還有的借飲酒來裝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些都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服藥

這裏的藥特指一種叫做五石散的礦石藥。五石散自漢代出現，至魏時因玄學宗師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東漢時服食相當普遍，由魏晉至唐，經歷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對年邁體虛、陽氣偏衰者，用的好的話，有一定的助陽強體作用，但是在養生求仙之風的影響下，許多人妄圖借此虛幻的神仙夢，於是當時許多人都來服食。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也談到服食五石散，說在當時是有錢人的一種時髦，窮人是消受不起的。由於服食五石散後發熱，服食者往往要穿著寬袍大袖的衣服，於是不吃藥者也附庸風雅，跟著名人將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許多吃不起藥的人會在路旁假裝藥性發作以擺闊氣，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時代的樣子。魯迅先生形象地說:“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糊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有人認為這種風尚與今天的吃搖頭丸差不多，其實我認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簡單地加以比方。

兩性解放

這裏所說的“兩性解放”，並不是今天所謂“性解放”。而是指男女關係的進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經精闢地指出，兩性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的關係，從兩性關係的內容之中，可以判斷出每一時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晉名士在男女關係上衝破了三綱五常的束縛，它通達而不荒亂，不同于南朝宋齊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輩常常做出一些荒誕之事。如《世說新語•任誕》載: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這些行為實際上是對虛偽禮教的蔑視，表現了他對婦女通達而不設防的心態。這種“不設防”可謂是當時男女之間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時，阮籍與之話別，按當時的禮俗，叔嫂不通問。為此有人說他不遵禮度，阮籍沒有理會，反而說:“禮豈為我輩設那？”意思是禮教難道是為禁錮自己而設立的嗎？這句話實際指出了禮教不應成為男女互防的圍擋。阮籍批評禮教的意思並不在於為放縱情欲辯護，而是去掉兩性交往的障礙。

再比如，三國時魏國名士荀粲(字奉倩)雖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為人卻與其父大不相同。荀氏本是東漢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團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東漢末年儒林重鎮。其子荀粲卻服膺老莊。他曾經公開說過，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來取悅男性，不必拘於德才。《世說新語•惑溺》記載: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荀粲娶大將軍曹洪的女兒為妻，其妻美貌溫婉，深受他的喜愛。愛妻患熱病，荀粲不惜受時人譏誚，為了給愛妻物理降溫，竟然大冬天在戶外先自涼身，然後以身熨妻為之降溫驅熱，然而妻子不久還是病故，荀粲也哀傷過度，不久死去。這段軼事記載了中古時代一位元至情至性的男人為情所陷以及愛妻去世後的悲苦。《世說新語》用“惑溺”二字概括這一類行為，表面似乎是在批評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實際上是暗中歎賞這些名士的放蕩，也反映了作者劉義慶的倫理觀與審美觀。當然，魏晉與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貴族之中，淫亂之事也不少，但與我們這裏所說的名士風度是兩碼事。

放情山水

魏晉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東晉時代由北南下的士族與當地豪族廣占山林田園，開闢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劉宋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晉室南渡之後才開發的。現在的著名風景區浙江溫州楠溪江一帶就屬於這塊地方。士族將新開發的江南之地打造成莊園與領地，作為世代相傳的固有財產。他們在對自然林野的經營管理中，刻意將它朝著田園化方向發展，既“盡幽居之美”(《宋書•謝靈運傳》)，又“備登臨之美”(《南史•王裕之傳》)。西晉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嶽，東晉的文人王羲之、許詢、宋代的謝靈運，都有詠吟自己莊園宅墅的作品。唐盧照鄰《樂府雜詩序》中曾說“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指出了東晉年代山水文學勃興的事實。在偏安江左的時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麗的山水景色之中，優哉悠哉，其樂無窮。謝安在今天的浙東一帶邀集王羲之等人帶著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說“我卒當以樂死！”

喜歡清談

魏晉人喜歡清談，過去有所謂“清談誤國”之說。《世說新語》是南朝劉宋政權臨川王劉義慶所編著的一部筆記小品，主要記載東漢末年至魏晉間的名士軼事。是六朝著名的筆記小品，其中記載著當時的名士清談，展現了名士的思想風采。當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美學散步》中有一篇《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談與析理》一文，其中對於清談這樣評價道:“被後世詬病的魏晉人的清談，本是產生于探求玄理的動機，王導稱之為‘共談析理’。嵇康《琴賦》裏說:‘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析理’須有邏輯的頭腦，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熱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宗白華先生對於清談與王弼給予很高的評價。我認為玄學與清談的動力在於人文與智慧的融合，是魏晉風度的表現，對於我們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有著重要的參照作用。

從現有的關於《世說新語•文學》的資料來看，當時既有從容輕鬆，充滿幽默的清談，也有許多激烈而有趣的辯論。比如下面一則記載為人所熟悉: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複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牛鼻，人當穿卿頰！”

這則故事說的是孫綽與許詢關於清談論辯的事，兩人都是清談高手，故而反復論辯也難分高低，直至忘了進食，侍者熱了幾次依舊沒能進餐。最後乾脆兩人鬥氣上火，然而畢竟是名士，所以鬥氣的話也變成了雋言名句。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談之苦與較真。在清談對話中，因為種種原因的激發，談者機鋒迭出，呈現出一些新的思想，類似於後世的禪宗機鋒，這是書寫時往往比不了的。《世說新語•文學》中有許多這樣的記載。比如:“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這裏所說的名通，其實正是機鋒創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維下往往得不到的。對話中思想突發，感興相接，已開禪宗妙悟之先河。

文學生活

當時的文學活動成為士人生命精神的昇華。曹植的《洛神賦》、阮籍的《詠懷詩》、嵇康、郭璞的《遊仙詩》、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就是他們追求自由的審美心理的抒托。魏晉南北朝文人認為，只有在審美與藝術活動中，人們才能達到精神的超越與心理的慰藉。王羲之與名士在蘭亭修禊時寫的詩作，其中充斥著借賞會山水慨歎人生，聊以自慰的內容，與西晉石崇發起的金穀詩會“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主調如出一轍。

魏晉文學批評，著眼於人的生命體驗，從人生活動的各個層面去解析文學的特點與功用。不僅在觀點上有著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論方法上開創了將人生活動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思路。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以及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注重從鮮活的現實人生中去汲取文藝批評，而不僅僅是從經學章句去演繹文藝批評，這也是六朝文藝批評不同於兩漢官方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

當然，魏晉之後的南朝即宋齊梁陳，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開國君臣大都起於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無賴。這些人一旦驟富，貪欲更甚於地位穩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將魚弘為官時極盡驕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開宣稱:“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裏人庶盡。丈夫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這個梁朝貪官，將六朝末期官僚醉生夢死、貪婪無恥的心態暴露無遺，與今天的巨貪相似，與魏晉風度無關。

最後我們再來談幾點啟發。現代中國有點像魏晉轉型時代，舊的精神價值觀人們不信了，而新東西還沒有為我們所接受。這並不值得過分憂慮，但最可憂慮的是對於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於自我墮落而沒有魏晉風度的追求精神，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另外，現代中國處於全球化的環境之中，工業化與物質至上的價值觀念，再加以官本位的體制，使人們蔑視精神的價值，陷於權勢與金錢的壓迫下而難以自拔。其實，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陶淵明尚且有這種精神，但今天卻很少看到。

儘管處於無奈之中，但是我們有精神趣味與生活價值觀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還是可以自我調節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們的人生得到充實，我們的心理得到舒緩。我們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國維說:“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啟超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指出:“愛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能，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為有趣。”(《美術與生活》)這些話對於我們一代人生是多麼富有啟發意味呵，我們應當經常想想。

(本文作者袁濟喜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本文根據作者在人大聚茗軒的國學講演整理而成)